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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针对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再度反思秦亡教训，预见到其中潜伏的危机，警告武帝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
主父偃论述了长期征战是导致秦亡的原因。徐乐更深一层分析造成陈涉揭竿而起、天下风从的条件：“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众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 他总结出 “民困”“下怨”“俗已乱” 三条作为封建国家行将崩坏的标志，是对贾谊《过秦论》中强调民心向背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严安上书也论述治理国家的规律是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秦朝却反其道而行之，法令严苛，征战连年，造成 “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的社会惨状，终因民怨沸腾而最后灭亡。严安以这种历史教训来对比当时的政治情况，强调已经面临严重局面，武帝若不改变治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 “近世之失” 的教训，并且向汉武帝发出警告。虽然当时武帝并未立即放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政策，但至汉武帝执政晚期，他终于果断地改正错误，下罪己诏，从此罢兵力农。联系前后史实，可以认为，主父偃三人上书深刻分析潜伏的社会危机和提出的严重警告，当是武帝晚年实行政策转变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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