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十三邀"许知远五年积淀的转型之作，"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展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青年梁启超。历史现场的情感书写，以世界视角纵览变革时代。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