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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金钱永不眠Ⅱ》香帅700摩托车图片
好，大量浙商便斥巨资在迪拜开发房地产。浙江宁波某乡镇的一家主
营钢结构外包业务的安装公司，尽管净资产只有几千万元，也雄心勃
勃地计划投资4亿美元自主建设名为“迪拜凤城”的海外中国商品全球
展贸中心，宣称要“建设8大主题馆，引进4000至6000家中国品牌企
业、20万种商品，打造迪拜中国商品综合市场与交易平台”。
在如此大规模、大手笔的房地产投资背后，有两个金融现象。
首先，金融机构的保证贷款占比不断升高。强劲的融资需求之
下，以保证方式向银行贷款成为制造业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以温州
为例，2009年初，企业纯保证贷款 (无抵押品，仅靠第三方担保增信
获得的贷款) 余额为590亿元，约占所有企业贷款余额的348: 2009年
末，该余额快速上升到840亿元，占企业贷款比例为37. 66，其中增量
占比达到47. 1%。到了危机爆发的2011年末，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245
亿元，占企业贷款比例达到38. 9%%。其次，与保证贷款快速上升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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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是企业担保关系日趋复杂、担保金额日益增长、担保链条不断
拉长的局面。其中，企业因牵涉共同投资而互相担保、行业内较大规
模企业为扩大融资而形成互保、联保，多个集团公司间担保上且夹带子
公司互保的情况屡见不鲜。
随着2011年秋天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这些企业很快陷入债务深
渊，同时牵出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担保网络。从2012一2017年温州法院
审理的企业银行债务违约案件来看，牵涉担保关系的涉案企业共有
6038家，极为惊人的是其中有3200余家企业 〈约占52%) 通过担保关系
被织入了一张巨大的连通的担保团，这一规模和比例要高于浙江其他
地区。所以，更密集而复杂的担保网络结构可能是政策变化后在温州
率先出现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
回头看，2010一2011年中央政府“十二道金牌”的“限房令”及
随后的房地产市场下行是温州地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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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上下都如火如茶地投资房地产、资产价格一路高歌向前之际，中央打出了给房市降温的第一针。2009年12?月7日，中央召开经济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求2010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一周后，
务院随即提出了四项措施过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到2010年，政
府又相继出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首付款比例、“新国十条”、
限制购房以及央行连续加息等一系列措施来抑制房地产过热。
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到浙江省已经较为滞后，到2010年10
月，温州市政府才迫于中央调控压力颁布文件，明确指出要“确保完
成2010年度住房供地100公顷的计划目标”，并集中在最后两个月大量
增加土地供应。仅靠增加土地供给并未对温州楼市价格和企业房地产
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温州地产仍然持续高温。直到2011年
“9。29”楼市二次调控后，限购范围不断扩大，温州市颁布了新一轮
的严厉调控政策，限贷令、限购令、预售资金监管等，打出了调控组
合拳，给被“炒”得如火如茶的楼市开了高压水龙头，温州二手房市
场在此后出现持续40个月的大幅降价，房价从每平方米四五万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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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跌落，到2013年末已被“腰斩”，跌至2万元左右。
剧烈的楼市震荡首先波及那些深陷房地产业的企业主。土地价格
下跌导致银行贷款抵押品严重缩水，而大量楼盘因住房预售受阻无法
回款， 导致许多在建工程因尾款不足、资金链断裂而停工烂尾。2011
年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获温州的求援报告一一温州境内部
分中小制造业企业因为投资房地产失败资金链断裂，已经引发局部性
的借贷危机，有几十家企业主欠债“跑路”。随着风险在担保圈内传
播，事态仍在不断扩大。整个温州的企业圈里弥漫着世纪末的恐慌情
绪。
此后温州的危机之火在浙江迅速类原，相似的故事在浙江省全境
陆续上演。自2012年起，浙江省从民营经济活跃、经济增速高、资产
质量好、不良贷款少的银行必争之地，变成不良贷款率年年攀升，且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灾区 。以2011一2012年为拐点，浙江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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