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在线阅读全文(文明的逻辑书籍读后感)

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逻辑》电子版：

工业化催生福利国家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存风险源自自然，无“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些人造风险;进入定居农耕后，因为跨期储存技术、婚姻家庭、血缘宗族以及宗教的发明和演进，许多天灾可以逐步应对，特别是到新石器后期，为了更主动地治理旱涝风险，需要水利灌泊，从而催生国家形态;等到国家逐步完善，大规模动员资源的能力上升，更是将多数自然风险对人类生存的冲击加以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平克总结的众多研究里，国家形态的社会在暴力命案率上远低于不具备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本书引言和第一章)，国家形态下既有更好的规则与秩序，也具备更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就像前面介绍的清代中国一样。但是，那些风险应对措施都是针对自然风险，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创新;就如农业革命深深改变了人类生存状况一样，工业半命也在多个维度再造人类社会，带来全新的生存风险。在工业音命以来的上友达社会，人们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天灾风险，部分原因是在前述宗族、宗教、市场和政府福利的多重防护之下，一般天灾冲击基本能得到快速制止，现代人更多担忧的是“人祸”风险，包括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十余年经济大萧条、1987年股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2010-2012年欧债危机。即使像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或许最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因为其杀伤力远不如1916-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但互联网和全球化下的各国政府联合救市行动、超常规增加货币供应，给全球经济埋下巨大隐患，深藏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风险。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现代全能政府，带来古代人类没有经历过的全新风险，“人造风险”成为主要挑战，这就促使各国在避险手段上进行创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家的避险救灾角色在不断扩张，推演出更加万能的福利国家，但由此又带出更新的风险，这个循环仍在进行。在这一节，我们就重点探讨现代福利国家兴起背后的风险逻辑，了解“国进民退”何以因人造风险而发生，又如何演变出更多人造风险。由于现代福利国家在19世纪起源于西欧，我们这里就聚焦西欢。表面看，“扶贫”可能被认为是推出福利国家的主因，但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贫困是欧洲和其他社会的普遍现象，或者说贫困历来就有，甚至更严重。可到那时或者更早，西欧社会并没有政府推出的社会保障，即使有也极少。原因之一在于，丁欧原来也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人虽然经不起瘟疫、灾害、战争等风险的冲击，容易被打入贫困，但只要他们有土地种植，或自有或租个田地，就不存在失业的挑战，多数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种植养殖、揭强活下去。也就是说，土地本身就是一种保障。但是，工业化发展改变了这一传统生产和生存方式，工人不再有地，因此不再有土地的保障属性给予垫底支持。1500年时，欧洲仅有30%的人受雇于他人，靠薪酬吃饭(不像自耕农、个农或自雇者那样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到1800年这个比例上升至679%。在英国，农人占劳动就业之比在1700年为56%，1820年下降到37%，到1890年更是降到16”%;美国的经历类似，1820年农业占整个劳动就业的70%，到1890年降至38%。人们从农村移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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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农业为生改为以工业谋生之后，生人存风险虽然不再跟四季和气候循环，不再与天灾紧密天联，但靠薪酬吃饭的风险在于失业:工业周期或经济周期的循环风险，以及金融市场的疯狂波动，都可能造成企业倒闭或是大量裁员;尤其是跟有地农民不同，在城市靠薪酬谋生的无产者，一旦失业，就全家断绝生路，没有自留地为其提供最后的保障。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不只是农业社会看天吃饭、工业社会靠市场吃饭，前者是天然风险，后者是人为风险，而且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得到一定的避险保障(第十章)，但靠薪酬吃饭的工人无产者失业后则无保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出版了其经典著作《资本论》。1883年，公理会牧师安德鲁.默恩斯(AndrewMearns)和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Preston)走访了伦敦的贫民宫并做了记录:我们进门看到一个约莫十二岁的女孩。“你妈妈呢?”“在精神病院。”“她在那儿多久了?”“十五个月。”…….“你多呢，在工作吗?””另一个坐在桌前糊火柴盒的孩子答道:“他三个期没有工作了，但今早他得到了一份两天的短工。”.……这里有个小厨房，但完全没有烟灰，他们没有吃的，也几乎没有衣服可穿。类似关于城市赤贫阶层的调查陆续涌现，引起英国社会的大讨论，人据使人们从之前经济快速增长的沾沾自喜中醒悟过来。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高失业率震惊了统治阶层，他们首次承认失业并不是懒血惰所致，而是因为经济或行业的下行压力，同时现有的失业保障等济贫体系并没有做到位，需要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出台干预政策。1885年皇家专门委员会成立，调查贸易与经济萧条问题;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1905年第一个《失业工人法案》出台，同年另一个皇家专门委员会成立，调查原济贫法案是否合理。当然，工人面对的不只是失业风险，也包括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工伤风险，因为动力机械下的工作环境比农业更容易产生工伤，于是英国于1880年推出《雇主责任法》，1897年通过《工人补偿法》，1908年通过《养老保险法》，给老年人提供保障，等等，一系列法案使英国走上政府解决民众风险的挑战之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建成完整的福利国家。和荷兰的情况类似，1901年推出《社会保障法》，其中包含工伤保险、失业保障等内容;其他西欧国家，至少部分是因工业化转型，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工业化帝来的变化远远不只是机械化生产和工人大军的兴起，更包括将规模化生产和公司化商业带向新高，把大量有产者转变为无产者、使他们加入薪酬劳动者的行列。钱德勒谈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发生在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化趋势，竞争与吞并的结果是各行各业都只剩少数熹头，赢者通吃。由于后来的电视、电脑技术的变革，这一新现实在20世纪后半期显得尤其突出。沃尔玛、麦当劳这些美国公司就是典型。本来在欧洲、亚洲、美洲，夫妻杂货店是各社会的传统零售形态，杂货店昌然不会让创业的夫妻成为富枝，但至少让他们成为小规模有产者，不需要靠别人的薪酬谋生，可是这一局面被沃尔顿改变。1962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镇，沃尔顿开了第一家“沃尔玛超市”，以“天天平价”为基本立足点。随即，沃尔玛开始在其他小镇扩张，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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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年共开了18家规模相当大的分店，全部在人口低于2.5万的小镇;到21世纪初，全球有近1.2万家大型沃尔玛超市，每周有一亿多顾客光顾。在沃尔玛的扩张过程中，它把干干万万的夫妻杂货店全部挤垮，授使那些夫妻进入就业大军，原因在于沃尔玛的公司化规模实在太大，在进货时的砍价能力太强，夫妻杂货店没法与乙相比;另外，这种规模使沃尔玛从1964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物流体系，避开中间批发商，直接跟生产广商谈价、进货，牢牢稳住其“天天平价”的优势。同样地，麦当劳于1953年成立之后，通过二篇一律地复制、贺地开花建分店，今天在全球有近4万家分店，其规模优势给它带来两种结果:进料价格比任何其他和餐馆都低，单位收入的运营成本也更低。其结果也是:把众多传统餐饮业的业主挤垮，让他们转变为无产者，加入工薪就业大军。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DavidAuton)等五位学者对1970年以来各发达国家的主要行业做了细致研究，发现:从日本到美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各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都在逐步下降，资本收入占GDP比重在上升。为了解释这种趋势，他们发现:具体到行业层面，并购重组越多、业务往少数大公司集中的行业，其员工工薪支出占销售收入之比就下降得越多。也就是说，通过并购重组，到最后各行业胜出的赢家越来越少，所剩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少，因此所节省的劳工成本就越多，行业收益更加往资方倾斜。虽然上述研究反映的是20世纪的变迁，但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公司化与规模化后果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只是其显现程度在那时还没达到顶峰。由此看到，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更多人进入城市变成无产者，从事工业就业，经历更高的失业与工伤风险，而且人们面对越来越窄的就业前景，尤其对于人力资本偏低的个体而言，工业化加全球化使他们的竞争力格外低落，这些趋势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可能会更加突出。早期工业化社会在19世纪推出福利国家，算是对这些变化的一种反应，给不断失势的老百姓一种避险补偿。工业化一般促使人口城镇化，而城镇化带来人口密度上升，给流行病提供土壤，因此健康风险也成为新的挑战。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会有志疫等流行病，但对于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除了伦敦和几个大区的商业中心外，绝大部分人口稀踊地分布在乡村，人口密度极低，各地交流也不频繁，疫病的传播规模一般比较有限，但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局面。1801年时，伦敦有80万人口，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3个人口超过2.5万的市镇;而到1841年，伦敦人口增加到百万，人口超过2.5万的市镇增加到40个，其中两个的人口超过25万。涌入城市的人们挤在各式贫民写，这些贫民意一般缺少流畅的下水道系统或清洁的供水，卫生状况可想而知。当时没有什么市政服务，靠私人莫捐资金清洁街道，所以富人区比较清洁，但贫民区的卫生问题严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乡村死亡率约为每和后人18.2，城市则为每千人26.2，造成这一反差的主因是城市的卫生和流行病。其中，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3-1854年、1866年分别暴发霍乱病毒，对城市的冲击远高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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