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陈志武(文明的逻辑导图)

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逻辑》电子版：

面谈到的“高利贷”问题，以利率变化作为评判的尺码。从表10.4中，我们已经看到，唐未以前，民间借贷利率一直维持在100%左右，宋明下降至60%上下，清初进一步降至?0%，到18世纪下降到279%，而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民间借贷利率在24%~269%，这说明19世纪开塌甚至洋务运动之后，非正式的民间借贷市场没有显著改善。相比之下，西欧的民间借贷利率在17世纪一般都在10%以下，到18世纪降至8%以下。不过，正式金融还是改善明显。在18世纪，银行给最好商户的贷款利率在和荷兰大约为3%，英国为4%~5%，而同时期，中国钱庄票号的商业利率平均为39.2%，与西欧相距甚远。图10.13对比了1800-1940年上海与伦敦的正式金融市场，展示其利率变化趋势。其中，上海选择的是钱庄及后来银行间的日拆利率，这反映风险相对最低的钱庄或银行间隅夜借贷利率(借贷期限最短)，而伦敦选择的是银行贷给最好商户的3月期贷款利率。如果两国的金融发达程度一样，那么上海钱庄日拆利率应该显著低于伦敦一级商贷利率，可是实际情况相反，前者一直更高，这说明伦敦的正规金融一直比上海更友达。可是，19世纪初期以来，上海钱庄银行日拆利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向伦敦一级商贷利率台近，甚至在1920年前后两者几乎重玛，这说明尽管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还没能完全达到“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尤其在实现民间普惠金融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洋务运动的确促进了正规金融的进步。(9%)10-=上海钱庄银行间日拆利率器人MA赂6]0进5ee人伦敦一级短期商业票据利率0111111118001820184018601880190019201940(年份)|10.13上海钱庄日拆利率与伦敦银行贷款利率比较从资本化体制看中西大分流在结束探讨金融对文明化进程的贡献之前，我们最后谈一下这些年时奢的话题一中西大分流。2000年，彭募兰(KennethPomeranz)出版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此书的核心命题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但以19世纪初为起点，出现人均收入等维度的“大分流

文扬文明的逻辑pdf

”(thegreatdivergence)，英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准发生腾飞。“大分流”命题引发大量跟进研究，因为分流既大又猛，以至于人口刚过千万的英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战胜人口4亿之众的中国:这种分流是发生于一夜之间，还是长期“微分流”的累积”彭募兰给出的解释说，由于中国和英国都受人均土地制约，而之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有大量便宜的煤岂和多处殖民地带给它的土地，让其种植诸如棉花等农产品，分流跟两国的经济、政治与产权制度无关。此后，彭募兰与加州学派同人列举了“工业革命前中西无本质区别”的个案证据，说明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到17世纪、18世纪的中国已逐步形成:劳动力流动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不受官府管制;土地既能作为生产要素，又能作为资产流动，被买卖或抵押借债;资本能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入股铜矿、煤矿、盐井，或购买土地房屋;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所有权和经莒权的分工，委托代理造就百年考店;明清中国，官府对私有财产、商业契约有明确的保护，包括解决借贷与商贸纠纷;等等。加州学派从史料中挖掘明清个案现象，启发新的研究，对明清历史研究贡献很大。他们发现的现象也印证了本书一开始就谈到的人类共性，即只要是人的社会，就有激励去钻研各种新策略，包括体制变叶和商业创新，以最大化自己和杀人活下去的概率。所以，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商人会充分利用有利可图的机会(不管是进行商业贸易，还是投资创业)，也会努力推演出各种促进人际合作、增加交易安全的机制(包括习俗、商帮、行会)。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从工业半命前的中国和西欧社会找不到共同元素，那反倒奇怪。从方法论角度看，重要的不是能否在中西找到相同的现象，而在于“量”和结果: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劳动力、资本和商品跨地区流动，不等于两个社会就无本质区别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官员腐败，不等于它们同等地腐败，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腐败。以“个案等于全部”(例如，“只要玉堂桨园解决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就证明清代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为准则，去论证中西在工业革命前的异同，这种方法值得商检。1800年后中西出现“大分流”本身说明，它们在之前就应该存在本质区别，只是那些区别的后果在以

文明的逻辑这本书怎么样

前还没能器显。格雷夫与塔由里尼说过:至少在过去1000多年，中国人主要靠宗族，而欧洲人则更多依赖“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这就是本质区别之一。从上一节我们看到，在18世纪，人符兰的银行给最好的商户贷款利率为3%，英国为4%~59%，而同期中国钱庄票号的商业利率平均为39.2%;到18世纪末，上海钱庄间的日拆利率几乎是伦敦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的两倍(图10.13)。这些对比表明，两方到18世纪的金融友达度、跨期信用体系和资本化能力是天壤之别，由此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解释大分流的答案理应在金融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之中。彭幕兰说，虽然18世纪或更早中国的利率远高于西欧，但中国“不太可能存在资本严重短缺，或缺乏调动资本所需要的制度。即使在英国，多数早期工业项目是靠创业者自己和杀威的资金司动的，而不是靠金融机构支持;中国2%最富群体得到的社会总收入之比，跟英格兰、威尔士的情况几乎无异。所以，难以想象中国企业的融资途径会跟英国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尽管英国的资本成本低、资本市场更友达，但未必对英国的创业与创新有实质性影响，英国人像中国企业家一样靠杀威融资创业、友展。彭募兰和加州学派同人的这种猜测，是基于对资本市场的狭义理解，尤其是对资本化的认知不足。熟悉资产定价理论的学者都知道，利率作为资本的价格，是资本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反映，也是资本调动能力的总结:利率低，说明资本调动能力强，资本供给相对于需求更加丰富。而之所以英国、人荷兰的利率在18世纪比中国低那么多，原因在于第五节到第七节谈到的:由于中西方在轴心时代的不同选择，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推演出增强陌生人之间跨期信用的制度体系，通过不同金融工具实现大范围内的资源互助合作，而中国因为对礼制宗族的过度专注，忽视了民商法等资本化所要求的体制发展。也就是说，中西在体制上的大分流早在轴心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在农业时期基于血缘宗族的人际合作基本够用，体制大分流的影响还不显而易见，但到了长距离贸易和技术变革改变资本的重要性之过程中，超血缘的人际合作体制对生活水准的后果才得到凸显，于是有了19世纪以来的人

文明的逻辑文杨

综上：文明的逻辑导图值得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