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陈志武有声书(文明的逻辑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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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统计，这一年，山西有92个县遭灾(各年份的遭灾县占比，见图11.3)。1878年的收成仍然不佳，直到1879年、1880年，史籍中才批量录得“岁稚”“岁大熟”的记录，灾情才逐渐消退(9%)100.0090.0080.00Z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0.001875年”1876年1877年1878年llil1880年〈年份)图11.3光绪元年至光绪六年(1875-1880年)间山西各县受灾的比例伴随罕见大旱的是粮价飞涨。以山西永济地区的粮价为例:1876年春季时，每斗麦价约300文，与灾前水平相仿;寒怖糟踢庄稼后，市场很快对此做出反应，1877年春季，每斗考价从300文涨到500文，再从500文涨到750文，比灾前翻了一倍有余，夏季收成惨淡之势已成，粮价继续飞涨，达到证O文是灾前的4倍，到冬季更是赤升至每斗3000文，是之前的10倍;1878年粮价到达顶，春季时每斗3650文，为灾前的12倍以上;到1879年，粮价开始逐步回落，降至1300文左右，但仿征灾区的数位-附近的辽州，米价经历了相似变化:灾前，每斗大致400文，到受灾最重的1877年、1878两年，上涨至最高时的3350文，为之前的8倍多。对粮价的这番走势，|“光绪四年(1878年)的粮价实属罕见，可算作百年一遇或更长”。对当时社会而言，这是一场非常剧烈的负面冲击。6一5一*一麦价<4笃3旋之好1018001810182018301840185018601870188018901900《年份)骨|11.4整个19世纪山西荣河县的粮价走势(1878年附近是“百年一遇”的高点)粮价飞涨的背后是粮食短缺和百姓饥荒。早在1877年，山西当地已是“多数百姓断粮。钱至遍地，兼之瘟疫、虫蝗等灾害，人民无以为生，多数逃亡”。到1878年，英国大使在报告中如此描述:“.……如果大家能目睹那些无以数计的逃荡者奋奋一息地躺在京城的城门口或大街上，如果大家能够亲历京城肆虐的流感，就一定会相信:报道的所谓灾荒惨状绝不是夸大其词。”据传教十记载，当时的山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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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食谱竟是如此的“丰富”，“浦根、麦秸、高粱、季、玉米、榆树屎、将歼、胡歼、前子、伯牙、段叶、杨、桃、梨、杏、桑、柿子树的树叶、马次、泪代、苦莒、顶昔、干泥巴”;另一份记载则说，“村庄之口粮，大半皆系柿树屎、柳树记、果树皮、麦糠、奏秆、谷草、草根。与死人之骨、台马等骨碾细食之。杂有微搅米面者，不上十分之一。更有食尸通者，且有旦官严究，不敢食他人之尸通，而暗食同气连梳者，亦复不少”。之所以叫“奇”苇，就在于其规模和严重性远非一般避险手段所能缓解。除粮食外，各种资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原本在传统社会最保值的土地，平均贬值到原来的/3，“田亩银三钱，绮衣一袭，不能易一了饮”，更不用说器血、奢侈品了。李提摩太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沂源县的小地主，他拥有五百雷田地，原本每调实价是?0银元到100银元，但在1876年7月想卖田换粮时，每亩只能卖2.5银元;在绝望中，他全家服毒自杀。还有家庭把房屋拆下当废柴出售，每斤卖一两广钱。还有人把家藏的古籍字画像废纸一样卖给收荡人，用来换取食物。卖儿闹女是穷人常见的避险手段(见第十章)，奇芝中有成王上万女子被卖到南方，然而在当时的汉口市场上，18岁至28岁的妙龄女孩价格也不过6000~9000文。如果是男孩，则可能根本没人肯出资购买。与之相对应的是疯涨的粮价。按卖一女儿得6000文、每斗粮价2000文计算，只够一个四口之家吃半个月;而根据陈志武等的统计，清代平均妻妾价格在20两银左右，按平时粮价，这够四口之家吃一年。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旱灾波及的区域太广，时间太长。除山西乙外，这次旱灾还波及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多省，整个华北几乎都深陷其中。河南有些地方长达四五季颗粒无收，陕西孝义厅“秋收十不获一”。人在直隶，录些府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五十;顺德府唐山县还由于饥靶发生了教案。这意味着靠商贸市场近距离调配粮食难以奏效。灾芒刚开始时，山西、河南的灾区还可以依赖陕西贩运供应，但到第二年，干时蔓延至陕西，而此时陕西农民早已将余粮高价卖给山西与河南，于是陕西也出现粮荡，粮价飙升。即使附近有些省份有粮食，但在当时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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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安条件下，内陆运粮通道也并非坦途。从泰天、江苏等地海运来的粮食到达天津，“从天津经由获鹿、穿过固关到山西的道路难以通行。道路上车和纵横，又使得无数载有商粮或救济粮的手推车、牲畜举步维艰”，山西境内的陆路运输完全中断。加上和包丐盗匪充斥于途，运粮要冒生命危险。于是，灾民只能外出逃荡、长途流徒。“许多山东人逃到满洲，山西难民逃到长城以北，直隶和河南的流民逃往江苏、安徽和山东。史料记载，数十万难民奔走于途中。自杀和痪毙不绝于途.从前文可以看到，在奇荒冲击下，家庭、宗族保障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为族人都遭遇同样冲击;而基督教教会还没渗透得足够广，佛寺资源有限，也无法提供大量赈灾物资;市场运输也受阻。所以，责任就落到作为“风险的最终管理者”即政府的肩上，一场由国家协调全国资源的救灾行动势在必行。1877年中，曾国葵就任山西巡抚，代表朝廷全方位哌亦。首先是调拨财物，他先奏请截留京饥20万两，后又经反复拉饥，成功调来江哪渍米6万石以救饥。在山西得到允准后，河南援例截留京饥10万两。之后，章国荃又广泛壮免各地应纳的钱粮。捐输是清政府在赈炎中溃见的筹款手段。由于灾害洗劫了山西大部分财富，这次捐输任务落到其他省。曾国荃在直隶、安徽、江西、四川、浙江、湖南、两广设立捐局，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具备经济实力的省份，由捐局出售数干个虚职言衔，也就是通常说的“卖官”，为赈炎筹资。江浙两省加收商业厘金用作赈款，抽税对象从漕运到条肆，不一而足。江西和湖广贡献的赈捐都在40万两以上。福建巡抚本日昌是广东揭阳人，揭阳是著名侨乡，他从南洋、香港、新加坡、小昌宋、逮罗、越南的侨商那里募集数十万捐款和借款。最终，通过各类手段，曾国茎共得到捐输款项约328万两。此外，来自其他省份的物资还有粮食近5万石、棉衣2.5万余件、牲畜1200多只，等等。借助这些物资，曾国荃在山西各地展开赈济:设立粥厂供滋，发放大米、麦和钱物。当地若有党平仓、社仓、义仓，则开仓救济;若没有或者仓储已空，则迅速调配粮食入库。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在大灾冲击下，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是宗族、宗教和市场都难以相比的。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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