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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活得太舒服的话，就不可能规规矩矩地完成他们的职责”，这也代表政府不干预贫困的一种立场。工业革命到来之后，迫于工业化带来的新风险(第三节)，法国于19世纪逐步推出政府福利，但其他天主教国家，包括西班牙和简萄牙在南美洲的前殖民地社会，一直到20世纪才推出。加尔文新教国家也不积极济贫16世纪宗教改革后，接受加人尔文新教(加尔文宗)的西北欧国家，包括英国、倚兰、瑞士以及后来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反对政府介入福利，但原因跟天主教不同。天主教将贫穷神圣化、正面化，而加尔文教义强调勤奋工作，把贫困归因于个人努力不足，是个人失败的表现。第七章谈到，根据加尔文的“先决论”，人生前已被上帝安排好，有的被安排最终上天党永生，有人被安排下地狱，而努力工作是提前发现自己的安排的具体方式，所以，应该努力工作;如果劳动带来成功、使自己富有，那就是被安排上天堂的信号，而如果工作带来失败、贫困，就更应加倍努力，去最大化证明自己不是被安排下地狱，或者劳动本身就是对被安排下地狱的人的惩罚。所以，在加尔文新教看来，努力工作是第一要义，只有劳动才能取悦上帝，贫穷不是光荣，世俗政府不应该通过福利救济去改变上帝的先决。勤奋才能得到救赎、上天堂，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是靠他人施舍或者政府救济一一这跟天主教的施舍修行才获得拯救大为不同。在加尔文教义下，不管是基于先决论还是工作论，贫穷要被处罚(要么因先决有罪所以贫困，要么因懒惰所致)，政府不应该救助。这就是为什么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信奉加尔文宗的英国推出的《济贫法案》(PoorLaw)，出友点不是让政府解决贫困或者蔡民众避险赈灾，而是借助法案规范制约达人的行为，让满街忆丐不至于造成乱序，并且这些法律主要由教会督促执行，国家不提供资金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参与。在加尔文看来，济贫应该只是教会的私人行为，不应是政府行为，因为既然上帝已选择一些人上和天堂，就应该给这些人证明自己被选的机会，有财富施予他人本身就是证明。美国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具体看到教义对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加尔文新教为主的社会是否真的抵制政府福利。从英国人于17世纪初来到北美开始，直到19世纪初，来自英国、人符兰、德国等地的欧洲移民基本都是新教徒，尤其以加尔文新教为主。2012年美国社会新教徒人口占比首次低于一半，但也有48%。由此足见新教对美国一直以来的深刻影响，个人奋斗、自我责任，这些文化元素给其冲来创业创新活力，葛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20世纪初之前，美国没有工伤、失业、养者、医疗等政府福利。由于其联邦制，即使联邦政府不推动福利，各州政府也有权自己推出，但问题是如何推出，如果没有足够多选民的文持，州政府也难通过福利法案。整个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进程极快，机械化生产扩展到众多行业，工伤事故频率也越来越高。但在1910年前，联邦和地方政府都没有提供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工人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雇主赔偿，前提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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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举证证明是雇主的过失造成工伤。可是，法庭举证要求有三道关:第一，如果造成工伤的机器或生产环境在工人签约受雇时就如此，那么签约等于接受了工伤风险，工资中已包含了对这些风险的补偿，雇主不承担额外责任;第二，如果工人不按程序操作，由此对工伤事故有所“贡献”，雇主也无赔付责任;第三，如果是工友过失造成工伤事故，每位工人负有责任，但雇主无过失，不负责赔偿。所以，当时的法院判决逻辑和举证要求对工人十分不利，据1907年伊利诺伊州州长的一份统计报告，当时法院判给工伤死亡矿工的平均赔偿为294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文付律师费。1913年前发生的一次工伤案引起美国社会的友动，一位叫沙拉:尼斯利(9arahKnisley)的女工手臂被研磨机齿轮割断。事发之前她已告诉雇主，按照州法律，研磨机齿轮必须封住，可雇主还是不作为，齿轮继续暴露。尼斯利手臂割断事故后，雇主拒绝付赔。于是，她告到法院，而法院判她败诉、雇主无责任，理由是尼斯利在接受雇用时就知道有齿轮割臂的风险，而且人在雇主无动于表后，还继续工作，说明她甘愿接受了这一情况。类似案例充斥着那时期的美国媒体，给各州政客以行动的压力。其中谈到，工伤事故很多时候并非工人的过失，而是机器故障或者车间条件欠佳、灯光不明，如果要求伤者提供证据，通带不易;况且，就如法官对尼斯利案的判决，让雇主反而有激励拒绝投入资源改善工作条件，因为只要工人不离职、继续工作，那么就算他们接受了这种风险，即使出现事故，雇主也无责任。这种逆向激励让美国大众十分愤慨，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改变了美国历史，催生出美国第一种政府福利，即1910年纽约州最先推出工伤保险，本州工人都可享有;1911年，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诸伊州、卉芒斯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俄玄俄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星州也分别立法推出;随后其他州陆续跟进，最晚推进的几个州是佛罗里达州(1935年)、南卡罗来纳州(1935年)、阿肯色州(1939年)和密西西比州(1948年)。有意思的是，在越晚推出政府工伤保险的州，即使最后有了这种福利，遭遇工伤的工人平均能得到的补偿也会很低:比如，纽约州的补偿平均为工伤发生前工资的2.18倍，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为伤前的1.55倍，而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补偿分别只是伤前工资的0.13倍、0.23倍、0.15倍、0.27倍，表现出相当的不情愿;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这些州基本都是坚定的共和党州，选民普遍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福利。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各州这么大的差异呢?肯尼斯.思科伍(KennethScheve)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Stasavage)的研究发现:虔诚信教的人口占比越高，尤其是新教人口占比越高的州，通过立法推出工伤保险的年份就越晚，即使后来推出了，给予工伤补偿的金额也不会太多;而天主教人口占比越高的州，则反之，因为美国天主教会认为工人不应该为工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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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无条件地得到工伤福利，这与强调自我责任的加尔文新教的主张大为不同。不同教派的主张带给美国各州十分不同的工伤保险发展历史。1929年的股灾引发金融危机和此后的大萧条，给已经经历了工业化重造的美国社会进一步加压，生活安全感在压力测试之下跌至新低，国家车民众避险解困的要求再次提上日程。1933年罗斯福上任总统之后，大举推动“罗斯福新政”。其中，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给公民提供失业保险、退休保障以及贫困低保，建起美国社会的经济安全网。由此，虽然美国不像传统农业国家那样因“治水”工程(规避和气候风险)而起源，但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补增了国家的避险功能。不过，教会对此未必认同。1936年，《文学摘要》(LiteraryDigesb)杂志对2.1万美国人做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70.229%的新教牧师都反对罗斯福“失业保险”等政府福利。那次调查结果显然与前述两位教授的结论一致，新教徒反对政府干预个体的经济生活。对此，米勒解释道:“30年代跟20年代一样，最强有力的论点在于:教会应该拯救个体灵魂，协助他们上和天堂，而不是支持政府把天堂融到地球人世间。而在实际效果上，罗斯福新政开始忆后，美国命案率从1933年的每10万人口有9人死于暴力，逐步下降到1955年的每10万人口有4.5人死于暴力。世俗政府提供避险解困后，的确促使暴力下降、文明化提升。路德新教主张政府福利路德新教对待政府扶贫救急的态度跟加尔文新教大为不同，尤其跟天主教正好相反:穷困不是光荣，行乞应该茜止，施舍不是寻求救赎之道;勤奋劳动才是光季，也是义务，但政府有责任救济值得救济之人。德国和北欧国家(瑞典、丹麦、挪威)都以路德新教为主〈马本路德是德国人)，也是欧洲最早推动福利国家的社会。第七章谈到，路德发动新教改革时强调，基和督徒“因信称义”，因信仰耶稣基督为唯一神、守其教义，所以能得到上帝的恩赐，而不是靠听从教会礼仪或善行施舍得到拯救。他尤其认为，像天主教之前宣导的有罪过人可通过花善捐赠减免在炼狱的时间，快入天堂，就跟赎罪券一样无任何作用，这些宣导是教会被世俗利益腐蚀的表现;乞丐也不比其他人靠近耶稣，行乞与“勒索”无异!尤其那些身强力壮还行乞的人，那些因欺诈、懒惰而贫穷的人，就更不值得怜悄，更要被处罚。路德在主张茶止行乞的同时，认为社会尤其世俗政府有义务援助那些值得救济的穷人，比如与教会合作建立并管理扶贫救急系统。在1521年，路德提出方案:由地方政府在教会布置捐款箱，每周将捐款汇总，然后根据标准识别“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穷人，按小孩数量、行为规范、节俭程度以及开支预算，决定给申请救助者发放援助。路德的扶贫原则是:“任何人都不可靠他人的血汗劳动活着，而自己朵置懒惰!”1522年，纽伦堡市推出扶贫法案，就如此执行路德的方案，其他市政也陆续模仿。德国市政在提供济贫福利的同时，也建立“劳动屋”(workhouse)，安置身强力壮的穷人，让他们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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